陈驰是个喜欢安静的人。在2017广州《财富》全球论坛期间，作为嘉宾的他和助手没有住进主办方安排的五星级酒店，而是在自己公司的平台——小猪短租上就近选了一所房子住下。这个选择有些特别，但最合他的心意：趁机感受广东房屋共享的市场行情，也反思小猪短租的服务还有哪些不足。

在这样一个以企业家为主体的国际商业会议中，中国的分享经济被作为一个新热点来谈论。与同场的摩拜单车等快速成长的分享经济公司有所不同，陈驰认为中国的分享住宿是一场长跑，补贴用户并不能赢在起跑线上。

2017年11月，小猪短租完成1.2亿美元的融资，由马云创办的云锋基金领投，并且已经累计获得25万间可共享的房源。据陈驰介绍，这一轮融资将用于进一步拓展国内的短租市场，“这个市场还在早期，还要长跑”。在他看来，长跑的路上既要翻过社会信任的大山，还要应对技术带来的新挑战，但终点前最大的障碍，还是政策的不确定性。

补贴促成不了信任，但技术可以

打开自己的家门，让别人住进来，是一门美好但困难的生意。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中心发布的《中国住房分享发展报告2017》（下称“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国内闲置房屋超过7000万套，截至2017年底，我国主要住房分享平台的房源数量仅为190万套，现有参与分享的房源数量仅占其2.57%。参与住房分享的用户仅有3500万人，即使按照人均旅游次数的算法将其折合成1亿人次，也仅占全部旅游人次的2.25%。

与其说房屋共享是租房生意，不如说这更像是一场社会信任试验。刚开始创业时，很多人觉得陈驰和创业伙伴的选择非常乌托邦。“五年前99%的资本觉得在中国做房屋的分享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那时的信用体系是不可能做到的。”

怎么在陌生的房东和访客之间建立信任关系？有人借鉴其他分享经济成功的案例，建议房屋分享行业也可以通过给与房东和用户补贴，来获得更多业务增长。但陈驰认为，这并不是个好主意。

“我今天补贴你20元，你会来短租消费吗？不见得；但是打车平台补贴20元钱给你，你可能就会去打车。”在他看来，房屋共享和其他分享经济最大的不同，在于消费频次低而客单价高，而补贴不仅吸引不了用户，还会带来平台运营成本的高涨，对房东和房客的信任关系而言，显然得不偿失。

经过5年的不断尝试，陈驰越发觉得科技手段是一种增进房东与房客之间信任的有效方法。在已有的尝试中，小猪短租推广的智能门锁系统让房客通过输入数字密码打开房门，为房东省去了开门、接待的麻烦。“如果这个房子真地变成智能的房子，分享就变得很容易了，原来房东担心的问题也不用担心了。”

未来的可能还不止于此。在陈驰的设想中，闲置房屋的共享是最适合推广智能家居产品的应用场景：智能电表可以让房东在手机上随时知道房屋内的用电情况，既方便结算费用也方便房东了解房屋的使用情况；智能冰箱可以为房客提供附加服务，若与周边的超市合作还能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据他透露，目前小猪短租已经在和拥有许多生态链企业的小米接触，尝试开展智能家居方面的合作。

在房屋共享这个非标准化的创业领域，陈驰希望通过科技手段将一些服务做到标准化，以此在房东和访客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交易关系，而在这个过程中，小猪短租作为平台，所扮演的角色是提供房屋共享生活方式和基础设施的“赋能者”。

最大瓶颈在于政策

从一开始的“连我妈都不愿意租给我”，到今天逐渐积累25万房源，陈驰希望借小猪短租的尝试证明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足够支撑起房屋共享这门生意。回顾这5年的创业经历，陈驰感觉这场长跑看到了终点的一丝曙光，但拦在终点前的最后一道关卡依然清晰存在——不确定的监管政策。

虽然在宏观政策层面，“互联网+”短租业务作为“分享经济”的代表受到鼓励，但相应的监管仍属于法律空白地带，一旦房东与房客之间出现纠纷，或出现房源损毁等问题，平台应承担的责任和相应的处置办法并没有具体政策规定。对于已经“长跑”5年的创业者陈驰来说，这更多的是一种挑战。

在《财富》论坛期间，陈驰重点研究了广州的短租市场的数据，他惊讶地发现最近一年来，广州的房源数量增长特别快，但房东所反映的问题也非常集中：“把房子短租出去，这是不是合法的？出了问题找谁？”

“广州、深圳的房东是如饥似渴，每天催着我们和执法机构沟通，怎么解决相应的法律问题。”陈驰意识到，房东和房客的信任条件已渐趋成熟，但政策法规的不确定性，限制了许多人分享房屋的信心和行动。

政策的不确定性来自诸多方面：分享房屋到底合法不合法，能不能做？是按旅馆业来监管，还是按租房业来监管？在不同城市和不同机构，陈驰得到的回答各有不同。而在具体的运营中，房东分享房屋时很可能会受到干扰。“物业来说你不能住，或者居委会来说你不能住，甚至公安机关说你不能住了，甚至有时候还会罚一点款，房东积极性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政策的不确定性其实是分享经济在全球的共性问题，房屋分享“鼻祖”Airbnb依然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被指控“非法经营”和“逃税”。陈驰认为，中国的决策层近年来在互联网创业领域的宽松政策培育出了许多新的模式和公司，但经过数年发展后，也需要及早出台相应的监管细则，树立行业发展的标准。